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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杰斯:人们畏惧新生事物,而我却害怕陈旧的

摘要采访 & 文字:SHUO,视频:时遇理查德·罗杰斯是我的朋友,是我冒险和生活的伴侣,他碰巧也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而且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个被城市的复杂性和地球的脆弱性所吸引的规划师;对一切(从艺术到音乐、人、社区和食物)都充满好奇的人文主义者;一个用之不竭的世界探...
admin 2019-03-01 09: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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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文字:SHUO,视频:时遇

理查德·罗杰斯是我的朋友,是我冒险和生活的伴侣,他碰巧也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而且远不止于此。

他是一个被城市的复杂性和地球的脆弱性所吸引的规划师;对一切(从艺术到音乐、人、社区和食物)都充满好奇的人文主义者;一个用之不竭的世界探索者。还有一件事,他可以成为:诗人。

——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

理查德·罗杰斯  (Richard Rogers)

英国著名建筑师,普利茨克奖获得者,RSHP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1933年,罗杰斯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6岁同家人移民英国。他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随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977年成立罗杰斯事务所,成为现代高科技建筑风格的开创者。他在1991年被授予爵士头衔,5年后被封为“终身贵族”,获得“罗杰斯勋爵”(LordRogersof Riverside)头衔,同时兼任伦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市长顾问。

与罗杰斯的聊天很轻松,他风趣、幽默,温柔的声音里流淌着岁月的智慧。虽然他已经是一位86岁的老人,但在谈及无人驾驶、清洁能源、人工智能这些前沿科技时,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好奇和希冀;当谈起家人、朋友和工作伙伴,他的眼神渐渐温柔,仿佛想起了很久之前的事情;当聊到建筑师的公民责任,他好像有更多的话要说。


1

我在蓬皮杜中心里被敲了头

UED:“鲍威尔主义”和“高技派”已成为您执业生涯的烙印,但您也说过技术只是方法而非结果,因此您如何理解社会、技术与建筑形态之间的关系?

罗杰斯:我认为技术向来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时代的建造技艺都有可学之处。以前处理材料会耗费大量时间。但现在建筑材料已进入流水线生产,就像汽车,120年来,汽车行业不断向规模化、工业化发展。所以,之于建筑,我们同样可以尝试更快捷、更经济的方法。

例如我的第一个在国外的作品——蓬皮杜中心,你应该知道这个项目在巴黎拉丁区北侧,是当地人、游客都会经过的地方,每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我们第一次看现场时,发现基地周围全是优雅、高冷的古典立面,是法兰西文明的骄傲,但它们从建成那天起就被牢牢固定,不能做任何改变。

我常听人说“建筑时凝固的音乐”,可音乐不应该是流动的吗?所以我希望创造一个自由、灵活的空间,一个包含永恒却又不断变化的建筑。

蓬皮杜中心 ©罗杰斯

被固定的和灵活的建筑立面对比 ©罗杰斯

最终,我们提出的方案是由28根圆形钢管柱支承,整个建筑除一道防火隔墙外,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其他固定墙面。各类空间被活动隔断、屏幕、家具或栏杆临时划分,内部布置灵活、使用方便。

建筑的钢结构梁、柱、桁架、拉杆,甚至按功能被涂成各种颜色的管线都不加遮掩地暴露于立面之上。约会的时候你可以说“在黄色管子那儿等我”。这样,一种城市情景便产生了。

蓬皮杜中心 ©罗杰斯

我们在竞标文本中提到过,未来的蓬皮杜中心是充满活力的公共交流场所,而非永久的纪念碑。这里能吸引所有人,无论儿童、游客、本地人、学生、工人、特意拜访或只是路过。它将成为涵盖巴黎甚至更广阔地域的生活和信息中心,一个电子化时代的广场,一个迫使参观者和所举办的活动、展览进行互动的地方。

中标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参加竞赛的有700多家单位,我以为只有7家,但唯有我们提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理念。

蓬皮杜中心 ©罗杰斯

蓬皮杜可能是当时在巴黎最不受欢迎的建筑。落成以后我和伦佐(Renzo Piano)去参观,那天下雨,一位好心的太太帮我撑伞,她问我喜不喜欢这座建筑,我说这是我设计的,她拿起雨伞就敲我的头,我可能是第一个在自己作品里被打的建筑师,哈哈。

那年我和伦佐才三十几岁,这是我们50年后在同一地方的合影,我们都老了,不,我们都还年轻,因为我们的建筑还在生长。以前的蓬皮杜能收藏了100万册图书,但如今信息化了,这座建筑更多地被用于公共活动、展览,未来还将不断功能迭代,因为它的结构是变化的。

1971年,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伦佐·皮亚诺(RenzoPiano)在蓬皮杜中心的合影 ©罗杰斯

2018年,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伦佐·皮亚诺(RenzoPiano)在蓬皮杜中心的合影 ©罗杰斯


2

福斯特喜欢黑白西装,我偏爱彩色毛衣

UED:上次见您的时候您穿的绿色毛衣,这次是蓝色的,和蓬皮杜中心的立面颜色一样,这是巧合还是您偏爱鲜亮温暖的颜色?

罗杰斯:哈哈,我确实喜欢鲜艳的颜色,可能因为我是意大利人的缘故。但到英国后很多人都对我的衣服颜色感到不适,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喜欢穿黑白灰。(UED:您指的是您那位英国朋友吗?)哈哈,我就知道你会问到他。耶鲁毕业后,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Su、诺曼(Norman Foster)、诺曼的第一任妻子Wendy(当时还是女朋友)成立了Four工作室。

大学时期的罗杰斯和福斯特 ©罗杰斯

Team Four时期的罗杰斯和福斯特 ©罗杰斯

当时我们共同完成的克里克·维安别墅 (Creek Vean House)获得了RIBA金奖。那是一座沿着陡峭斜坡依势而建的私人别墅,整栋建筑围绕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外部通道,在视觉上将别墅分为两个部分。另一条是内部通道,以设有顶灯的画廊形式呈现。这条内轴沿着地基的轮廓,将所有起居空间融为一个连续体。

这个项目的一大变革,或者说我们的一项发明,就是在传统的蜜色混凝土砖和蓝色威尔士板岩中融入了现代工业化构件。

克里克·维安别墅 (Creek Vean House)  ©罗杰斯

项目完成后我们发现动作太慢了,英国当年有近50万的住宅需求,而我们4年就做了一栋,可见那时的我们没有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后来我和诺曼不再合作,但思想还在延续,尤其是在科技与建筑的关系方面,也就是你们说的“高技派”。

现在我们还会在一些典礼或会议上碰到,他仍旧喜欢黑白西装,我依然偏爱彩色毛衣。

2014年的罗杰斯和福斯特 ©BBC


3

建筑师最持久的角色是世界公民

UED:如您所说,科技一直在前进,所以未来的建筑形态将怎样影响未来的生活方式?

罗杰斯:我不能预测未来,但变化显而易见。就在上星期,伦敦市长宣布要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1 5英里,这意味着交通事故的几率会锐减,因为追尾车速至少20英里每小时。这个例子说明了未来的道路越来越窄、机动车越来越小,正如我开始所说,整个汽车行业都会有相应的改变。

二三十年后,人类将拥有更多的空间。大部分城市只会留20%的空间给车道,甚至5%、10%,或者给鞋子装上轮子,充上电就能走。那将是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剩余空间,我希望技术所带来的变革能公平地运用到公共需求与个人需求中。

现如今全世界40%的人无瓦遮顶。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有责任,不仅仅是英国,还有意大利、中国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项全球性重责。

我们应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如何构建公平社会?怎样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平衡?种种现状直接影响了建筑的发展形态。我希望未来不再有疯狂昂贵的私人宅邸,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公寓。人们可以以平价购买相同大小的住所。这是建筑带来的正面影响,归根结底,我们每一个人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UED:谈话中您多次提及社会责任,您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了英国工党,所以您认为建筑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建筑师如何对市民负责?

罗杰斯:建筑师就像老师、医生、厨师以及社会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你刚刚说的“市民”是我非常喜欢的词,它很奇妙,能立刻将我们同责任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之于城市、国家,抑或世界,都无法规避教育、养老的义务,凡此种种皆为市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许多论文和报告都表明12年后北极将在地球上消失。届时,中国、英国甚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洪水淹没。我们都应对此负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至少应该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尽绵薄之力,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发是尽可能减少碳基能源的使用。

逐渐消失的北极 ©BBC

UED:您不停地强调社会公平,但同时您也设计了像伦敦海德公园1号和上海前滩32号这样极其昂贵的住宅,这些项目对穷人又有哪些帮助呢?

罗杰斯:坦白说很少。当然,设计之初我们并不知道房屋的售价。我认为唯一福利就是海德公园1号的业主为全球其他的地方提供了50%的住宅,至少他这样做了。话虽如此,但我们始终需要面对社会公平的问题,因为某一阶层住在如蒙特卡洛或海德公园这样的地方,而另一阶层却身无避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合理。

海德公园1号  One Hyde Park ©罗杰斯

上海前滩32号 ©罗杰斯

UED:您致力于为全社会营造城市生活空间。我曾经采访过雷姆·库哈斯,他说CCTV和深圳证券大厦等项目都采用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理念,但这些空间至今未向市民开放。所以您认为设计理念如何真正推行到建筑的日常使用中?

罗杰斯:我不知道建筑师该怎样对此负责,但社会是有责任的,当然建筑师也是社会的一员。我们需要公平,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它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哲学词汇,包含了财富、健康、食物的分配等等。

我们既然意识到需要构建社会公平,就应该对此负责。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专项税款,以帮助更多的穷人,这是我的信仰。

现如今我们认同多元政治观点的存在,我的观点不是唯一的,但是我从小就相信的。然而这些问题还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去解决,你还年轻,不,其实我们都有义务,所有人,每一个人。

我认为我们都会犯错,事实上年轻时我就不相信两件事情,一是极端宗教主义,二是极端自然主义,两者都很糟糕。当然,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大城市,我是说随处可见的巨型都市。其一方面集约化了分散在乡村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却引发了很多城市病。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全球范围内的艰难时世,美国、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埃及,在我看来,这些国家都陷入了巨大的政治混乱。

但总的来说,中国或许是全世界最能引发关注的。这次来中国我就看到了许多智能化的改变。现如今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更正面、也更令人瞩目。中国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极其难忘的经历。


4

世界东方的高空“浮世绘”

UED:您刚刚以“城市客厅”的理念赢得了深圳前海地区的总体规划,这是否也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放弃了常规“孤岛式”的超高层模式,而着力打造1.2km长的高层“空中花园”?

罗杰斯:我认为超高层的定义取决于它的时代背景。我出生于弗洛伦萨,当地有一封很有名的投诉信,写于十四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斯特罗奇宫。周围居民抱怨这座只有七八层的建筑太高了,给人以恐怖的压迫感,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只有一两层。

斯特罗奇宫  Strozzi Palace ©cityseeker

由此可见建筑的高矮完全取决于参照物,当年七层就非常高了,现在我们可以建170层的摩天大楼。所以这要看大环境,就像我曾经做的劳埃德大厦(Lloyd's Building),当时是伦敦最高的建筑,而现在却是第四矮的。超过它的就有我们设计的兰特荷大厦(The Leadenhall Building)。

伦敦劳埃德大厦(Lloyd's Building)©罗杰斯

兰特荷大厦(The Leadenhall Building) ©罗杰斯

至于你刚刚说的“城市客厅”,前海地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中心,能有机会在这里进行这样大胆而自信的设计,将会把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城市中这样一个丰富多彩、文化气息浓厚的公共领域。我希望能够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空中花园”,一个拥有前瞻视域、融入现代科技的未来城市中心。

城市客厅——深圳前海地区总体规划 ©罗杰斯

所以我想说我们都知道未来几年世界将会改变,一切飞速旋转。面对能源危机,可持续性将为生活的关键,所以必须做出改变。我经历过这一切,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们都挤在很小的办公室,可能五六平米;后来的开放式布局让空间更加宽敞;接着建筑里开始有了绿植。我们在不断改变。

当下,人们的工作、居住和休闲都是交织在一起。我认为孤立的行为模式难以持续,取而代之的是复合型活动。尤其是在当今数字化革命的背景下,你没有理由不选择工作与休息相融的生活方式。当然,一切在于你自己。我所说的不是建议而是提供给一种选择。


5

人们畏惧新生事物,而我却害怕陈旧的

UED:采访中您提到了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智能交通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让您一直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

罗杰斯:2500年前,有2000人来到雅典,他们说:“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将比我来的时候更美丽。”这也是我的设计初衷。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危机与变革,如二战、能源危机、道德危机,当然也有令人振奋的创新与科技变革。但现在人类已经发展到了再继续无序加速就会自我毁灭的程度。

我本身不善言辞,还患有阅读障碍,而我依然坚持通过各种渠道传递我的价值观。因为世界很美好、能引起我的兴趣。现阶段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们所能做的是保持开放心态,于其中寻求积极而非消极的答案。最后我想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畏惧新生事物,而我害怕陈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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